须用优童秀女，广行购觅者，并闻有勒取强买等事，深可骇异。诸臣受朕深恩，不能承宣德意，使令名传播于外，而乃以朕所必不肯为之事使外间以为出自朕意，讹言繁兴。诸臣之所以报朕者，顾当如是乎。况内廷承值之人，尽足以供使令。且服满之后，诸处并未送一人。”2但在事实上，乾隆朝宫廷买人民籍汉女，甚至以之为后宫主位的档案，却相当丰富。

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十二月，苏州织造图拉在正折之外附了一个折子，上报了这样的事情：

恭为附折奏闻事。奴才访得苏州潘姓女子，于前二年即密讫其亲族借称京官聘娶。其父虽允，其母决志不从，难以办理，后只得记原办之人缓图。今冬，因此女年已二十，家道寒苦，高低不就，其父允瞒妻女，奴才借称本地人，详细密看此女，举止甚庄重，身段、面貌俱韵雅。奴才即严嘱原办之人，瞒其父母，指京官聘娶。其父愿瞒妻女，于十一月二十夜静密接进署。奴才母亲、奴才女人俱敬为看过，缘此女不知道进京情由，甚游移不定，是以未敢具奏。奴才母亲细将进宫好处开导数日始觉释然相信。奴才拟于新年二月初旬由水路起程，约三月初旬可以到京。再，现在严令原办家人仍密遍访，或能再得一人，相随同进。为此恭将办理缘由并女子进署日期附折谨密奏闻。乾隆十三年十二月。奴才图拉。3

此折明确提及苏州织造图拉帮助清高宗乾隆帝在苏州“办理女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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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《为咨查寿祺皇贵太妃等姓氏事致内务府等》，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档案号：05-13-002-000002-0067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2《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卷68，乾隆三年五月癸亥条，《清实录》，第10册 ，第100—101页。

3《奏报访得苏州潘姓女子情形及密接进暑日期事》，乾隆十三年十二月，档案号：04-01-14-0015-018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又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九月十九日，总管内务府大臣呈报了题名为《呈为奉旨入旗清单》之奏片，其中开列了数户乾隆年间奉旨入旗的人家，其中有以下数家：

乾隆四年。庄亲王奏请奉旨入旗纯惠皇贵妃之兄苏鸣凤等一户

乾隆七年。傅恒奏请奉旨入旗宜妃之父士彩等一户

乾隆二十二年。阿里衮、傅恒奏请奉旨入旗庆贵妃之父陆士龙等一户

乾隆四十三年。福隆安传奉旨入旗明贵人之兄陈济一户

乾隆五十四年。福长安传奉旨入旗禄贵人之姊陆氏之夫周森一户1

由此可知，高宗乾隆帝的后宫主位之中，纯惠皇贵妃、庆恭皇贵妃、怡嫔、明贵人、禄贵人，均非旗籍出身，而都是以民籍汉人之女的身份入宫，之后其本家才被高宗下令改入旗籍。

这些通过特殊途径送入宫中的民籍汉人之女，在清代即属严格保密之事，故而，高宗乾隆帝也屡屡在上谕中提醒当地官员，务必让这些民籍汉人之女的本家安分守己，切莫声张。以高宗的芳妃为例，其出身于江南民籍汉人之家，后来因故被送入宫中成为后宫主位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69年）闰六月，芳妃之兄陈济由江南来到京师，表明身份，恳求为朝廷当差。关于此事，高宗在上谕中说道：“据福隆安奏，有明贵人之兄陈济来京具呈，恳求当差。看来此人系不安本分之人。若驱令回籍，不免招摇生事等语。当令内务府大臣酌量将陈济留京，赏给差使安插，不许在外生事。并询知，其家属现在扬州伊岳母处，伊既已留京，家属不便仍居原籍，著交伊龄阿即行查明，遇便送京，交福隆安办理。再据陈济称，尚有伊兄在扬州管关。想此人必系普福管理盐政时荐伊在扬关管事。今陈济来京具呈，伊兄自必与闻，安知不借此名色在彼多事，亦未可定。朕于宫眷等亲属，管束极严，从不容其在外滋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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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第一历史档案馆，档案号：05-0448-047，题名《呈为奉旨入旗清单》。其中宜嫔即怡嫔之误。

恐伊等不知谨饬，妄欲以国戚自居，则大不可。凡妃嫔之家，尚不得称为戚碗，即实系后族，朕亦不肯稍为假借，况若辈乎。著传谕伊龄阿，如陈济之兄在扬尚属安静，不妨仍令其在关管事，如有不安本分及借端生事之处，即当退其管关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不得稍为姑容，致令在外生事。至四十五年朕巡幸江浙，不可令此等人沿途接驾，混行乞恩。”1由此可见，在“来路不正”的背景之下，清廷对于这些民籍汉人之女出身的后宫主位家族有着专门的约束。

这种以民籍汉人之女出身通过特殊方式入宫并成为后宫主位的情况，在乾隆朝之后就基本不再见于宫廷档案之中。清中后期的后宫主位之中，似乎也不再有以民籍汉人之女出身的例子。故而，民籍汉人之女入宫，亦可以视为清初至清中叶的特殊情况。

第六节 关于“直接入宫”

在以往研究中，一些学者根据当时公开的部分